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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10年10月，越南河内。巴亭广场上，近四万人的阅兵队伍正浩浩荡荡地走过，彩旗招展，口号震天。整个国家都在庆祝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——首都升龙城（今河内）建都1000周年。这是民族的盛典，是历史的回响。按照原定计划，当晚的黄金时段，越南国家电视台应该播出一部“应景”的、史诗级别的献礼大剧：《李公蕴：到升龙城之路》。

　　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早早调好了频道，泡好了茶，等着看他们教科书里的民族英雄、李朝的开国君主——李太祖（李公蕴），如何英明神武地建立王朝，如何写下那篇著名的《迁都诏》，将国都迁至升龙，奠定了千年首都的基石。这本该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一次全民的历史教育。

　　然而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屏幕上出现的，却是另一部临时顶替的节目。那部耗资530万美元（约合当时1000亿越南盾）、历时多年筹备、被称为越南首部大型古装连续剧的《李公蕴》，消失了。不是技术故障，不是档期调整，而是被越南政府影视审查部门，自己人，亲手按下了“禁播”键。

　　初衷是崇高的：为千年庆典献礼，塑造民族英雄史诗。目标也是宏大的：19集长篇，要全景式展现李太祖的丰功伟业。但问题出在了“怎么做”上。越南国内的影视工业，坦白说，在2010年那个节点，要支撑起这样一部需要大量古代宫殿、城市、战争场面的历史正剧，有点力不从心。不是没人才，是缺硬件，缺那种现成的、规模庞大的、能够以假乱真的古建筑群。

　　于是，制作方把目光投向了北方，投向了浙江金华的横店影视城。那里有仿制的紫禁城，有清明上河图，有秦王宫，从秦汉到明清，各种朝代的建筑景观一应俱全。对于急需“场景”的剧组来说，这简直是天堂。成本？比起自己从零搭建，租用现成的显然更“划算”。导演和核心团队是中越合作，但大量的实景拍摄，就在横店完成了。

　　这听起来像是个精明的商业决定，对吧？用中国的景，拍越南的史，演员是越南人，台词是越南语，故事是越南魂。理论上，似乎没毛病。

　　审查委员会的专家们看着屏幕，眉头越皱越紧。画面里，他们的李太祖，身着明黄色的龙袍，袍身上绣着五爪金龙，头戴冕旒，坐在雕梁画栋、气势恢宏的宫殿宝座上。那宫殿的规制、那龙袍的样式、那陈设的细节……怎么看，都像是中国唐宋时期的皇帝，而不是他们想象中的、带着更多东南亚或本土特色的越南君主。

　　士兵的铠甲，是中式甲胄；官员的官服，是唐宋制式；连宫殿屋檐的鸱吻，都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。尽管服装设计图据称出自越南专家之手，但最终制作和大量高成本道具（如铠甲）是从中国租借的。在横店那庞大而“标准”的中式建筑群中，想要完全“去中国化”，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。

　　越南媒体和舆论的批评声瞬间炸锅：“这是一部说着越南语的中国片！”“我们的太祖皇帝，怎么看起来像个中国皇帝？”“这哪里是在纪念我们的祖先，这分明是把我们的历史交给外人去‘魔改’！”

　　更刺痛民族自尊心的，是剧中一个据说存在的细节：李太祖向北宋王朝“下跪”的镜头。在越南的历史叙事中，李公蕴是带领民族走向独立自主的硬汉象征，是抵御北方强权的英雄。让他向大宋“卑躬屈膝”，哪怕可能是剧情需要或历史某个侧面的反映，在国民情感上，也成了无法接受的“亵渎”。

　　越南影视管理部副部长黎玉明后来的公开表态，很能说明问题。他说，由于该剧取景问题引发的巨大争议，它“不适宜在河内千年纪念时播出”。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深：在举国欢庆民族千年传承的时刻，播出一部视觉上充满“他者”印记的“国剧”，本身就是一个讽刺，甚至可能引发外界对越南历史文化独立性的“误会”。

　　你看，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。530万美元，对于当时的越南影视投资来说，绝对是巨制。问题在于，这钱没能砸出纯粹的“越南味”。你砸钱，却砸进了别人的文化模板里。

　　这暴露了一个后发国家在文化表达上的经典困境：你有强烈的意愿去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塑造自己的英雄，凝聚国家的认同。但你的工业基础、你的技术储备、你的产业链完整度，却无法支撑起你想象中的那个宏大叙事。于是，你不得不借助外力，借助那些更成熟、更现成的体系。而一旦借助，就不可避免地会被那个体系的审美、逻辑甚至价值观所“沾染”。

　　越南不是没有辉煌的历史，李朝也确实是越南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，深受汉文化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李公蕴迁都升龙后，确实仿照中原建制，修建了许多中国风格的宫殿寺庙。从纯粹的历史考据角度看，剧中的场景或许并非完全“失真”。

　　但影视剧，尤其是这种献礼性质的民族史诗，从来就不只是历史考据。它是当代人对历史的想象与重构，是塑造国民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。它必须符合当下国民的情感预期和民族心理。越南观众想看到的，不是一个“中国化”的李太祖，而是一个能代表越南独特民族精神的、与他们血脉相连的英雄。哪怕这种“独特”在历史细节上需要一些建构甚至想象。

　　所以，禁播令下达的瞬间，与其说是否定了一部剧，不如说是捍卫了一个底线：历史叙述的主导权，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哪怕因此暴露了自身工业的短板，哪怕让那1000亿越南盾的投资暂时打了水漂，这种“骨气”的展示，在民族情绪的层面，或许比一部完美的剧集更重要。

　　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，但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中越之间那种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文化亲缘与政治疏离。

　　两国共享着上千年的历史文化交集。汉字、儒家思想、典章制度、节庆习俗，这些深刻的烙印无法轻易抹去。直到今天，在河内的文庙国子监，你依然能看到汉字楹联和供奉的孔子像；越南的十二生肖，唯独把“兔”换成了“猫”，但体系依然来自中国。

　　然而，近代以来，尤其是越南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过程中，“去中国化”以确立自身独特的国族身份，又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。从法国殖民者推广拉丁化国语字（Chữ Quốc Ngữ）取代汉字，到现代教育体系中对中越历史关系的微妙处理，都在试图勾勒一条清晰的文化边界。

　　《李公蕴》的尴尬正在于此：它触碰了这条敏感的边界。当民族英雄的视觉形象与北方邻国高度同构时，它触发的不仅是审美上的违和，更是深层的身份焦虑——“我们是谁？我们与那个强大的、文化渊源极深的邻居，究竟该如何区分？”

　　这种纠结，在2026年一部中国历史剧《太平年》在越南爆火时，再次以另一种形式显现。《太平年》讲述中国吴越国“纳土归宋”的和平统一故事，却在越南引发了关于“独立”与“归附”的全民大讨论。同一段历史，在不同国家的语境下，激发出完全相反的民族情感。这再次证明，历史叙事从来不是中立的，它总是服务于当下的认同构建。

　　回到2010年那个被禁播的夜晚。我们可以批评越南审查部门的保守，可以惋惜巨额投资的沉没，可以探讨影视合作更开放的可能性。但或许，我们更应该理解那种近乎执拗的“敏感”背后，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中，对“自我”的艰难寻找与坚守。

　　那件穿在李太祖身上的“中国龙袍”，最终成了一件文化意义上的“紧身衣”。它束缚的不仅是一部剧的播出，更折射出一个国家在讲述自己时，那份甜蜜又沉重的历史负担。

　　有时候，最有骨气的选择，恰恰是承认自己暂时的“无力”，并拒绝任何可能模糊自我面孔的“代劳”。哪怕，这需要付出1000亿的代价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